读书笔记&思维导图：谢阁兰等《汉代墓葬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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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墓葬艺术》

书名：汉代墓葬艺术

作者：[法]谢阁兰、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让·拉尔蒂格

译者：秦臻、李海燕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

定价：136元

读书初衷

本书的责任编辑张朔婷在本书出版伊始就向我强烈推荐了此书。在拿到书后，首先就被本书的“高颜值”所吸引。书中大量的照片、拓片、绘图等，更是让这本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大大增强。

作者简介

维克多·谢阁兰（ ，1878～1919），法国著名诗人、作家、汉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一名医生和民族志学者。其一生与中国结下深厚渊源，也因书写中国而负有盛名。1909年至1917年间,他先后以海军见习译员、医生、客座教授、考古领队等身身份三度来华，寓华时间共约七年。这七年中,他除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生活、工作外，还同友人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四川盆地、长江流域等地做过两次为期各半年的观光旅行和考古旅行，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在对中国古代的许多重要的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多部有关中国古代陵墓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学术论著,其考古成就至今为行家称道。

内容简介

《汉代墓葬艺术》是谢阁兰考察团于1914年对陕西和四川等地区秦汉时期墓葬遗迹和陵墓建筑、雕塑进行详细考察后的记录和分析、研究的成果，出版于1935年。谢阁兰的考察活动，是西方学者第一次以近代考古学方法对中国西部地区汉代墓葬遗存进行调查、研究的科学考察。经历百年之后，记录的很多遗产现已残损、消失，一些陵墓遗存周边环境、石刻位置、保存状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其著录便显得尤为重要，至今仍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而且，谢阁兰的考察充分利用考古学、美术史以及建筑学和文献学的方法，系统探讨了陵墓石刻的艺术特点和成就。

读书笔记

《汉代墓葬艺术》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汉代考古所做的为数不多的田野考古调查的成果之一。这部著作反映了谢阁兰率领的调查队于1914年对中原和四川等地的汉代考古遗存所进行调查的情况，内容涉及帝陵和各个不同等级的汉墓，对陵园、暮丘、神道石刻、石阙、祠堂、碑刻、画像以及随葬器物都有详略不同的描述，大量黑白照片、拓片和绘图等都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20世纪初叶各地汉代地面文物保存的现状。由于本书原版出版于1935年，加之其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关中、巴蜀地区，自然有不少结论与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相悖。书中所涉及的具体学术内容已通过自制的思维导图的形式予以呈现，这里主要分享几点阅读感受。

一、值得尊敬的科学考察队

谢阁兰团队在中国开展科学考察时，正值包括斯坦因、伯希和在内的很多外国团队打着“科学考察”的旗号在中国大肆盗窃文物的时代。谢阁兰在考察过程中，面对大量出于放任自由状态的文物古迹，有这样一番感慨：“眼睁睁地看着如此珍贵的古代艺术就这样被遗弃暴落于旷野荒原艺术墓，外国考古学家可能会产生将其攫取，带回西方博物馆中好好地保存的冲动念头。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我们放弃了做出这种举动的想法。试想我们这样做的话，肯定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并爆发冲突，不仅会影响考察队接下来的行程，还会累及我们国家的声誉。作为远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尤其是身在如此遥远的国度，我们对维护国家声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个方面，最具有价值的雕塑作品所依附的古迹都是不可能被完整地运走的，若要运走雕塑就需要通过切割而破坏文物本身。即便是将那些在目前的状况下正面临遗失命运的，或者注定会被散落无踪的作品碎片移走是合情合理的，也不能认为借口将文物留在原地会遭受风雨侵蚀的损坏，从而将其切割运走是正确的举动。”（P11）

谢阁兰所坚守的，不仅有国家荣誉，还有学术精神。这段话，仿佛就是说给同时代斯坦因、伯希和之流的。有点讽刺的是，1935年出版本书前，伯希和曾审阅了本书手稿并补充了相关注释。不知伯希和如果看到这段话会有何感慨。在本书中，谢阁兰团队真正将文物古迹的描绘和记录工作做到了极致，除了摄影方式外，还包括拓片、测绘、素描等诸多手段，尽可能将文物古迹的所有细节都记录了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也多次表达了面对中国对文物古迹缺乏保护的遗憾，并感慨道：“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省，如果短期内不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来应对这种状况，此类遗存将会像撒落于遍布蚂蚁的大路上的面包碎屑那样一一消失。”（P34）

二、审慎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追求

在书中，作者基于实地考察和研究，对很多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大胆质疑和小心考证。这里举两个例子。

宋代洪适在《隶续》中描述王稚子墓（105年）时是借用了原本属于佛教的比喻词汇。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关注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从这一段描述来看，好像王稚子墓的浅浮雕作品体现出了明显佛教影响的痕迹。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王稚子早在佛教造像传入中国以前的105年就已去世了。”谢阁兰据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虽然从历史角度而言这样的描述站不住脚，但依然可能有所解释。他认为，一方面洪适所处的时代有成百上千万份佛教印刷品艺术墓，这无疑会影响到洪适的判断，以至于将古代石雕图案通通看作佛教形象；另一方面，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有些墓阙存在着后期添加佛教图案的情况，而洪适在当时可能无法辨识哪些是原始图像，哪些是后加刻的图像。谢阁兰最后强调：“我们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来研究墓阙的演变，不得先入为主地认为最古老的的定然就是最简单的类型。”（P126-128）

西方有学者认为汉代建筑艺术的灵感之源直接来自于波斯和印度，如四川地区的穴洞开凿工艺很高，而印度早在公元前就开始了普遍开凿洞穴的历史，这就让人联想到中国是否直接从印度学习到了开凿技术。谢阁兰认为，西方学者在研究东亚艺术时总是带有惯性思维，习惯于去辨识、讨论那些可以归入印度甚至欧洲风格影响的作品。而很多类似结论都缺乏有效的证据，对中国考古资料真实情况的不了解就会得出错误结论。他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我们认识到希腊艺术的移植之所以能在中国结出如此繁茂的花朵，其根本原因在于她是被嫁接到一颗已经成年的成熟植株之上的，这一植株本身就具有旺盛而健康的汁液。自古以来，中国总是能凭借自身强大的文化以及浩渺的社会经验将异族征服者同化。因此，当佛教艺术进入一个本来就充满创造力且拥有成熟艺匠门类的国度时，其影响至多也只能停留在一定的表面程度。……远东艺术尤其是前佛教艺术时期的艺术，均是根植于中国艺术固有的土壤的……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是在汉帝国覆灭之后很久才开始持续产生作用的。”（P278-279）这样的见解，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令人称赞的。

三、一本“高颜值”的考古类图书

最开始打动我的是这本书的“颜值”，在考古类图书中能有这样的“高颜值”，并不多见。无论是版式设计，注释方式，使用字体，都很有艺术气息，与同类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觉得读书真正是一种享受。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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